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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忆黄岭岁月

——“652工程”建设回顾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上学记——我在黄坡岭的求学经历  

2017-08-24 14:49:22|  分类: 分院回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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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坡岭在当地又叫“652工地”,是当年国家三线建设的一个重点工程。

20世纪60年代,国际形势紧张,毛主席预计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,号召全国人民做好战争的准备。具体做法是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;沿海的大型工厂向内地迁移等。1965年,高教部向国务院打报告,部分高校也要往内地迁,如计划清华大学在四川绵阳建分校(代号651工程),北京大学在陕西汉中建分校(代号653工程),南京大学在湖南桃源建中南分校(代号654工程)。

上级指示,在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要将保密及与国防有关的所有专业迁往内地,建一所分校——华东化工学院西南分院(代号652工程)。19653月,高教部批复同意建校方案,最终选址于四川自贡邓关镇西南侧的黄坡岭。

652工程”动工不久,“文革”运动就爆发了,遂停建了好几年。197147月,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,期间,经上海市、四川省、教育部及燃化部商定,“652工程”继续建设。19728月,已下放给上海地方管理的华东化工学院改名为上海化工学院,并撤销“652工程”办事处,改为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。至1972年底,分院的教学楼、学生宿舍、家属区等主体工程基本建成,具备了招生条件。

1973年秋季,四川分院招收了第一届学生,当时叫“工农兵学员”。学校设无机化工、基本有机、高分子、化工机械4个专业,每个专业各招一个班,30人左右。我就是这年入分院学习的,被分在化工机械专业。我们班同学来自上海、黑龙江、吉林、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四川7个省市,大部分是下乡或回乡的知青(其他班情况类似)。

当时,国家规定入学前已有8年“工龄”的学员,可以“带薪”上学。我们班有同学符合条件,每月能拿到原单位汇来的工资,其余同学则由国家提供生活费,每人每月135角。我来自农村,家庭尤为困难,可另外享受每月6元的助学金(最高一档)。我省吃俭用,6元钱不但能负担我的日用品,还可以用于添置一些衣服和作回家的路费(寒暑假回家凭学生证可购半价票)。所以,我上学没为家里增添负担。学校有医务室,看病实行公费医疗。学生毕业,工作全部包分配。

到校不久,系里的政治指导员就向我们表露了毕业后的分配去向。我们班不少同学是燃料化学工业部委托培养的,即要“从哪省来,回哪省去的”,到时工作由各省安排。我们同学中,有1966届的初、高中毕业生,但也有初中未念完的,所以,学校规定大家都要补习高中阶段的课程,为以后的专业学习打基础。我们的学制为3年半,比原计划延长了半年。

我们班有20多名男生,分住4间寝室,每间住6人。室内放4张双层床,一张长方形书桌摆在中间,紧靠窗口。靠门的一侧,砌了个半开放的储物“柜”,几层搁板上可放箱子和提包。每层楼的两头是盥洗间,走廊里有放垃圾的箩筐。楼道等公用部位的卫生由各寝室轮流负责,值日牌依次挂在每个房门上。每年,学校总有几次大扫除,大家会把宿舍楼彻底清扫一遍,还要擦玻璃窗,并作检查和评比。我们寝室是203号,我睡靠窗的上铺,晚上躺在床上很安静,听不到喧哗,偶尔会传来围墙外农民家里的狗叫声。

学校坐落在一片山坡上,一条公路把学校分成两片。上片区(南面)是教学区和学生宿舍。进了东边门往前,右侧依次是办公楼和几栋学生宿舍,左侧有3座学生食堂、锅炉房、浴室,浴室往东去是篮球场、游泳池。学生宿舍西南面是实验楼、教学楼和校办工厂,图书馆设在教学楼里面。整个校园,除了建筑物外,尽是裸露黄石的空地,依稀有几丛小杂树、几颗小樟树,香花野草任其自由生长,好像没有专人搞绿化。下片区(北面),教职工家属宿舍顺坡而建,错落有致,还有招待所、单身教师宿舍。家属区尽西头,有个可容纳1000多人的大礼堂。家属区外边,有家供应日常用品和食品的综合商店,有一年放寒假,我在店里买了一瓶泸州大曲(白酒)带回家。一天,我二姨妈来家,父亲开了那瓶酒,倒进杯子请二姨妈喝,顿时,堂屋里、厨房里都能闻到这酒的醇香。

学校围墙外是生产队的农田,有水田、旱地,田埂两侧小花朵朵。春天,麦苗儿青,菜花儿黄;秋天,红苕熟,稻谷黄。附近有个邓关盐厂,几个盐井从地下抽取盐水汇到一起,烧天然气把盐水熬干,就成了盐巴。听当地人说,以前,水田里常冒气泡,插根铁管子下去,划上火柴就可点燃。自贡这地方,既出天然气,又产盐,好几个大型化工厂,就以天然气、盐为原料,生产多种化工产品。

休息天,大多数教职工会背着竹篓,上邓关镇集市去买菜。顺公路往下(东)走3里多路,跨过釜溪河上的一座大石桥,就是邓关老街。沿街两旁,摆满了各种时令蔬菜,价格便宜。店铺里卖得最多的是食盐,四川人称盐巴。商店不管主卖什么,门前都有一个大竹匾,堆着不灰不白的盐巴,还插着连着秤杆的白铁皮簸箕,也算是老街的一道风景。邓关镇周围有几个内迁单位,职工们都来老街买菜。我们学生虽不买菜,但偶尔也会去街上逛逛,看看热闹。

学校的教职工,来自上海总院的居多,也有不少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,从不同地方调来的。也有从外地调回省内工作的四川籍老师,他们考虑离家近些,便于照顾家人。教机械制图的郭老师,是从工厂调来的,工程师职称。教英语的叶光武老师是从北京外交部回来的,他老家在宜宾,住单身宿舍。教数学的何惠人老师,湖北人,原在上海工作,调到分院后,爱人也从家乡调来,被安排在图书馆工作。为了团聚,曹桂馨和朱天霞夫妇,分别从上海和兰州化工设计院调来分院。张林合老师是山东人,担任我们系的政治指导员,他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毕业的,分在上海高校任教,他爱人带几个孩子在乡下,后来一起来到分院,户口解决后,他爱人被安排在幼儿园工作。还有一些老师,专程从上海来分院上课,住单身宿舍,所担任的课程一上完,就返回上海。

李国荣老师给我们上数学课,讲相似形,就比喻说“父亲与儿子”是相似形,各个部位都相同,只是一个大、一个小,成比例,讲得很形象。教英语的叶老师,才50来岁,头发却已掉剩没几根。他原来在外交部当翻译,他用英语发音时,嘴唇变形得厉害,还使劲用手指比划。他在台上用英语说“毛主席万岁”,我在底下用汉语旁注“狼来乎土切眉毛”。当然,这不能告诉别人,怕犯政治错误。体育老师带我们到游泳池学游泳,男生大都没有游泳裤,就穿平时的短裤头。下雨天,我们还在体育大厅(还未启用的学生食堂)里练前、后滚翻、跳木马、打排球。

当年各门课程很少布置作业,也不考试,学习全靠自觉。学校教育学生要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,为建设社会主义学好科学文化知识。学生也觉得不是为了自己而学习,而是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和贫下中农的期望,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而学习。大家上课认真听讲,晚上自觉复习,回到寝室还会继续看书,时常搞到半夜。寝室的桌子旁,只能坐4个人,我就半躺在床上看书。星期天,大家都去教室看书、做作业。为了巩固课程知识,我从图书馆借了《材料力学习题集》《理论力学习题集》等,自觉做习题,搞不懂的就在课堂上请教老师。

我们4个班级的同学经常在一起搞集体活动,在阶梯教室上大课——政治课,到大礼堂听报告。每次去大礼堂看电影,都以班为单位整队出发,座位也集中在一块。电影放映前,各班总会赛歌,一个人站着打拍子指挥,唱完了就领着喊“某某班,来一个”,气氛热烈,欢笑声不断。各班的文艺爱好者,经常组织起来排练节目,在国庆节、春节演出。演出时的报幕员总是由无30班的一个女生吴湘萍(上海人)担任,她的两条长辫子,挂在近一米七个头的身后,风度翩翩。她的普通话很标准,声音也洪亮。学校要求同学要有良好的身体,每天必须参加体育活动。体育老师经常组织爱好打篮球的学生,进行篮球比赛。篮球场上,队员们你呼我叫,蹦来蹦去,场外观看的同学,也跟着呐喊助威。我们班方小泉、周良峰、吕庆良、吴福寿是校篮球队队员;马明放是校乒乓球队队员;莫华容、马定基是校羽毛球队队员。

学生食堂的伙食,素菜居多,肉食有限,就是炒回锅肉、炒鸡块、狮子头这几样,偶尔也会有牛肉烧土豆。班上几个家庭条件好的同学,上午最后一节课刚结束,就冲出教室跑去食堂,争取排在前面,因为排到20名后,一般就买不到荤菜了。狮子头是上海菜,把肉剁碎了,和着淀粉、鸡蛋,加点香料,做成小橙子大小的圆团,在蒸笼里蒸熟,味道很好,也不辣,很适合我的口味。我偶尔买荤菜,一星期吃个两三回。在卖饭窗口等候时,同学们会相互攀谈,或讲对当前形势的看法,或谈学习体会,或咧咧别人还不知道的小道消息。

入学初期,学校保卫部门只有一、二个人,没有保安,也没有门卫。每天安排一个干部或教师,带着两个学生值夜班。晚上,值班人员拿着手电筒,沿着校园的围墙巡逻一两回。值班室设在学生宿舍底楼,到夜里11点多,写好值班记录,我们就用钢精锅在电炉上煮面条吃;零点一过,大家就回去睡觉,第二天照常上班上课。学校给值班人员每人每晚两毛钱的补贴。女职工和女学生不参加值夜班,男生大概一个多月轮到一次。有一天深夜,巡逻人员在教学楼边抓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,把他带到值班室盘问、做笔录,原来他是附近的农民,没事干,出来瞎溜达。零点过后,就放了他。

我们同学曾随校车去自贡市区游玩,返回时,看见路边停着一辆货车,上面装了很多石头,山坡上还有农民抬着石头往下走。我们感到很奇怪,为什么他们在半山坡上挖石头。校车司机告诉我们,那是在挖恐龙化石(他经常从这里经过,知道情况)。我们叫司机停一下车,让我们上去看看。挖石头的人告诉我们,那些形状不规则、乌黑的石头就是恐龙脊椎的化石,埋在地下已有几亿年了。他们还说,这里已经挖了好几个月了,挖出来的化石都运到自贡市博物馆收藏起来。

1973年除夕,学校的领导、老师和同学一起在食堂会餐。第二天,我们又与老师一起坐校车去成都参观游览,住在青羊宫附近的旅馆。我们游览了成都市区建筑年代最久远的道教宫观——青羊宫、位于涴花溪畔的杜甫草以及人们纪念、缅怀诸葛亮、刘备所建的武侯祠,还登上了望江公园的望江楼。我们坐车两小时,去了成都西南方向的大邑县,参观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和大型泥塑《收租院》,看大地主怎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,受阶级斗争教育。我们还到金堂县宝光寺看五百罗汉。有个罗汉的嘴里含了一截香烟头,游客们都在笑,这肯定是不相信迷信的年轻人搞的恶作剧。一路上,老师带着相机在景点给我们拍照留念,回校后,还把照片冲印出来发给大家。

当时,为了让学生集中精力学习,学校规定同学间不准谈恋爱,但还是有人违规,甚至出了“事”。学校领导得知后,经过反复研究,对当事人作了“记大过”的处分。按规定,本来是要开除学籍的,但领导考虑到他们年龄大了,作了人性化处理。还好,毕业前他们的处分给撤销了(专门发了文件),否则,他们今后的工作和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。

学校对学生是一视同仁的,学生没有思想压力。高干子女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同学,也没有高人一等的作派。周良峰的父亲是老干部,在中南局工作,每月工资180多元,但他为人低调,从不张扬。上海人方小泉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,每月工资280多元,但他在吃穿上也没有特别讲究,平时认真刻苦学习。来自农村或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同学,与他们相处,也没有什么自卑感,时常在一起开玩笑,说笑话。一次,我班一男生到街上去理完发回来说,是一个年轻的女理发员给他理的,洗头时候,理发员在他头上摸来摸去。我开玩笑说,让她摸,还不如让我们班上的女同学摸一下呢。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系党总支书记张希林耳里。那晚,张书记专门找我谈话,以为我在说流氓话,提醒我注意。我向他解释:“仅是瞎说,玩笑而已。”

19771月,我们毕业了,奔赴祖国各地,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。

转眼40多年过去了,现在,我们都已先后退休。回忆起黄坡岭,我的思绪就会走进那段难忘的岁月,那时的事,那时的人,那时的景都历历在目。昔日的黄坡岭,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,一定是今非昔比。那些预留的空地,也一定建起了房,栽上了树,一定是个绿树成荫、清幽宁静的校园。

记得有次同学聚会,有同学提议,约个时间,大家一起再回到黄坡岭,去看一看当年的教室、宿舍、篮球场,走一走从学校大门到实验楼、教室的水泥路,看望一下留在那里曾经教过我们的老师……我期待着这一天!

我把深藏在我脑海中的这些记忆写下来,看似琐碎,但都是我真真切切经历过的。

黄坡岭,我永远梦萦魂绕的地方!


上学记——我在黄坡岭的求学记忆 - Lu-ECUST - 追忆黄岭岁月

 图片说明:1976年9月27日,我与同学从宜宾制药厂到成都几个药厂参观后,在成都人民大礼堂前留影。

左起:向世凡、马明放、周绍奎、胡光荣、金再权。

上学记——我在黄坡岭的求学记忆 - Lu-ECUST - 追忆黄岭岁月

图片说明:1977年1月13日,我(后排左1)班同学在教学楼前的毕业合影(有几个男同学没到场)。 

 

原上海化工学院四川分院机30班向世凡,201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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